今日午睡醒来，懒洋洋地躺在床上，悠闲地翻看微信，无意中看到一篇关于鲁西南卖棉花的文章，让我眼前一亮，勾起了对小时候卖棉花的记忆，苦涩中夹杂着憧憬，泪水中夹杂着温暖，兴奋中夹杂着谜团。
豆腐汤
“金杞县，银太康，不如祥符一后晌。”家乡太康县自古就有种植棉花的传统。我小时候，家家户户种棉花，那是一家人主要的经济来源，尽管投入较大，尽管程序繁琐，尽管费力费时，但大家仍乐此不疲。
可不是嘛，乡亲们把棉花当成了摇钱树，手头一紧，就会拿棉花说事儿。
孩子结婚急用钱，会这样向亲戚朋友张口：“好不容易找了个媳妇，眼看好期到了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散了呀。帮一把吧，等到棉花钱下来，不吃不喝也得还您！”
房子竣工钱不够，会这样向建筑工头保证：“没想到七七八八花超了，工钱暂时凑不齐，总不能让您白干呀。先宽限几日，等到棉花钱下来，不还钱，你把房子给我扒了都中！”
看病抓药手头紧，会这样向乡村医生央求：“要说看病抓药真不该赊账，但现在手头紧，病又不能耽搁。先记上账吧，等棉花钱下来，我一溜小跑给您送来中不中？！”
话说到了这个份上，又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富裕人家就不好意思再拒绝，谁还没有个马高蹬低的时候呢，况且大家伙心里有底，卖了棉花，准能把钱还上，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于是就慷慨地伸出了援手。
种棉苦，种棉累，卖个棉花更受罪。那时候，棉花是战略物资，不让私人买卖。一个乡一般只设一个棉花收购点。太康县的收购点，也就是花厂，挑肥拣瘦，压级压价；而临县柘城的收购点，不但价钱高，而且态度好；不但预备茶水，而且中午还提供免费面条。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到柘城县去卖棉花，或申桥，或李原，或邵园，或铁关，最远的穿过县城，一口气能跑到小吴乡。
眼看大量的棉花卖到了外县，太康县朱口镇花厂起了急，迅速成立了“小分队”，把守关口，围追堵截，逮住到柘城卖棉花的，或当场没收，或贱价处理，或拳打脚踢，一时间阴云密布，白色恐怖习卷而来。
俗话说赔本的买卖没人干，杀头的生意抢着做。尽管到柘城卖棉花充满了风险和挑战，但为了多收三五头，为了那一斤几毛钱的差价，大家仍千方百计把棉花卖到柘城。
俗话说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乡亲们昼伏夜出，与“小分队”斗智斗勇，打起了“游击战”：凌晨三点钟就起床踩点，侦察到村头无“小分队”把守，就开始行动。一声口哨，十几人个，十几辆自行车，每人载着百十斤重的棉花包，悄无声息，“敌后武工队”一般，一溜烟冲出了村口，往柘城县伯岗乡贺大庙或张宁村的方向奋力冲刺。一入柘城地界，进了安全区，大家才敢稍稍喘口气，放慢了车速，说说笑笑，唧唧喳喳，继续前进。
由于路途遥远，由于负重前行，由于充满风险，大多数年小伙子不愿意跟大人们一起去柘城县卖棉花。如果说勉强想去一趟两趟的话，唯一的诱惑，恐怕就是柘城县西关那家豆腐汤小店了。
记忆中的那家小店，两间低矮起脊的瓦房，三个脚不连地的师傅。房前撑起一块篷布，棚下放置五六张餐桌。一个烧饼炉，炉红彤彤；一口大铁锅，热汽腾腾。豆腐汤五毛钱一碗，热烧饼两毛钱一个。纵使你胃口再好，吃得打嗝，也不过两块钱。这个价钱，是卖了棉花、腰包渐鼓的乡亲们舍得吃也吃得起的美味佳肴。这个小店，就成了俺村人卖棉花途中必去的早餐点。
你瞧，那一碗刚出锅的豆腐汤，薄薄的十来片老豆腐，细细的三五根黄花菜，粘粘糊糊的面筋，清清爽爽的汤水，端到你面前，浇上一勺陈醋，淋上几滴香油，放上一点辣椒，掌上几撮芫萃……那种香香的、麻麻的、辣辣的味道，怎不让这帮平时足不出户的庄稼人赞不绝口、回味无穷呢！
后来，参加了工作，跑遍了半个中国，尝遍了山珍海味，过足了美食的口福，但却时常想起卖棉花途中那个豆腐汤小店。几次到柘城故地重游，四处打听，寻寻觅觅，再也找不到那家小店的踪影，再也喝不上那种味道的豆腐汤了。
想 哭
想起卖棉花，常常想起学哥；想起学哥，常常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
我有一个干娘牛宋氏，是我的接生婆。她有三个儿子，二儿子小名叫学，比我年长十几岁，我喊他学哥。
那时候，农村时兴早定婚。十二三岁时，学哥就开始为我张罗亲事，领着我没少相亲，没多久，就跟他的表妹定了婚。从此，逢年过节，他就陪着我走亲戚，教我如何说话，怎么应酬。尽管那段姻缘最终无疾而终，但学哥对我的那份浓浓亲情，让我咀嚼至今。
记得十五六岁时，我第一次外出卖棉花，就去了柘城县小吴花厂，那是距俺家最远的一个收购点，大概相距三十公里。那一次，结伴而行的十几个人中，就有学哥。
卖完棉花，领了钞票，天已经擦黑了。由于路途遥远，大家饭也顾不上吃，就骑上自行车，急急地往家赶。由于我年纪小，体质弱，加上折腾了一天，饥肠辘辘，蹬车三五里，就大口喘气，大汗淋漓，慢慢与大家伙渐行渐远，拉开了距离。那当口，前不巴村，后不着店，道路坑坑洼洼，四周一片漆黑，仿佛置身人迹罕至的荒岛。那时节，黑暗无边无际，心里没着没落。那种感受，就两个字，想哭，因为心里充满了恐惧。
就这样，我一边强忍泪水，一边拼命追赶。大约又骑了半里路，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黑影，走近一看，是学哥。他看见我，很是兴奋，喘着粗气说：“骑着骑着，发现少个人。喊你，你也不应。我就知道你掉队了。早晚都是到家，咱不急，慢慢骑，我陪你。”见到他，好比黑暗中遇到一盏灯塔；听了他的话，犹如粘稠的心里闪过一丝丝亮光。那种感受，还是两个字：想哭，因为心里充满了温暖。
大概二十年前，学哥因家庭琐事喝农药自尽了，撇下孱弱的媳妇和四个孤苦的孩子，生活艰苦备至。全村人为之摇头，我也因此叹息。
大学毕业后，我从乡下跑到省城里，再也没有卖过棉花，况且家乡也早就不再种植棉花了。但每每想起卖棉花的往事，就会想起学哥，就会想起他陪我相亲的往事，就会想起他在卖棉花途中给予我的亲情。那种感受，还是两个字：想哭，因为心里充满了痛惜。
谜 团
想起卖棉花，心里总有一个谜团，至今没有解开。
那时候村里人大部分都去柘城卖棉花，但也有例外，每当棉花少了，或者查处严了，也会到附近的朱口花厂卖。
记得那是1990年的深秋，我从长沙毕业归来，在家等待分配工作，因为闲暇无事，卖棉花的任务，大都落到了我的身上。
那一次，与族侄等福一起到朱口花厂卖棉花。
由于怕压级压价，由于怕排起长龙，从不爱求人的我，在等福的鼓动下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情，找到了初中同学顾崇新。那时候的他，刚刚分到朱口花厂工作，工资高，待遇好，是同学们羡慕的对象。
久违的顾崇新很是热情，手拉手把我们领到了办公室，喝了一瓶汽水，抽了一支香烟，听了我来意说明，他爽快地说：“走，我领着你俩去，不用排队。卖了棉花，你们就直接回家吧。我太忙，就不请你俩吃饭了。”
“果然是熟人多吃四两豆腐，有个在花厂工作的同学，真爽！”跟着顾崇新前往过秤点的路上，我一边走，一边感慨，不由得喜出望外。
“在家秤好的五十三斤，怎么变成了六十斤。”过了秤，领了钱，走出花厂大门，我不由得十分纳闷，自言自语道。
“奇怪了，每次卖棉花，都会少上三斤五斤，这次却多了六斤，真是烧了高香！” 回家的路上，等福也满腹狐疑地对我说。
“是秤坏了，还是看秤的人喝多了……”
“我问了好几个人，同一杆秤，都说还是不够秤……”
“难道是故意给咱俩抬高的，但这也不是我同学亲自过的秤呀……”
“你同学面子恁大吗？在办公室咋没跟咱说明呢？！”
一路上，爷儿俩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议论风生，兴奋得不得了，但最终还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回到家，等福兴致未减，请我喝啤酒，眉飞色舞地说“叔，我这是沾了你的光了，不排队，还多卖了几十块。今儿个，咱爷俩喝个痛快！”
俗话说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不几年，花厂倒闭，顾崇新辞职下海，四处打工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几次见他，竟没有想起问问这件事。
有朝一日，见了老同学，我得问问他，让他解解这个谜团，到底是咋回事？他还记得起这档子事不？！（牛励耘）